2015-04-14 ｜ 賴偉傑（綠盟理事長）

3月初，台電公司辦理「福島你好」論壇，找來日本的教授分享福島復興現況；不過到了3月中，就爆發日本核災後禁止輻射污染高風險五縣市產品換標章進口的爭議。

從去年開始，台灣有一聲音說：「福島的米都已經檢測通過了，台灣還是不准進口，對福島農民很不公平」。有人說，當時大量捐款送暖日本的台灣，為何現在對日本災區嚴苛至極，甚至妖魔化？

福島核災發生4年了，剛好在今年3／10-18受邀前往日本福島以及仙台的我，提供另一個視角作為參考，日本災區的人們，他們的視角。

今年3月，聯合國全球防災會議，在日本宮城縣縣廳所在地仙台市召開，宮城縣就位於311大地震與海嘯重災區，的確別有意義。然而整個會議裡，包括大會的議題議程，以及日本政府和企業聯合籌設的展覽，很有默契的關注在「地震與海嘯」，對於核災的部份，非常低調，點到為止。也因此，日本民間團體，共同籌辦的幾場平行會議，就特別聚焦在核災。並整理發布了「福島十大教訓」的報告，希望全球得以學習到避難、社區、農漁民、勞工、健康、食品、安全、減災等等慘痛代價的功課。

福島縣約13,781平方公里，其面積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居第3位，大概是台灣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因為風向、地形與擴散方式，造成非均等、不同程度的污染。兩年前我曾到訪福島，看過南相馬、飯館村、依達市等距離電廠20、30、40公里的災區／撤離區，震撼不已。至今又過了兩年，災後4年，福島災區的現況到底怎樣？

日子久了，當初因海嘯以及福島核災被撤離的居民，能不能回家，成為他們最大的「牽絆」。那種屬於災區居民的糾結與兩難。

「我們想回復什麼？回復到我們災變之前的生活。『災變之前的生活』代表什麼？其實就是快樂的日常生活以及美麗的家鄉給予我們精神上的重要性。」

「那『快樂的日常生活』包括哪些？其實是包括：家人和朋友、不同的社區團體、節慶祭典和傳統活動、交工互助對社會付出、有自己最喜歡的私房地點、大自然美景，還有那一份屬於家鄉的安全感，而這些都是由在地居民共同打造的。所以重建只是重蓋房子、重修馬路？那不僅僅是地圖上的一個位置而已，而是我們的家鄉啊。」

南相馬市浪江町，距離出事的福島第一電廠約15公里，這是當地鄉親的心聲，對日本政府「返鄉」宣稱的柔性控訴。

根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建議值，一般公眾工作中所受人工放射劑量是1毫西弗／年，放射性職業工作者累積全身受職業照射的上限是20毫西弗／年，且5年內不超過50毫西弗。即便在2011年剛發生福島核災時，當時日本一個算是比較支持核能的官員，在福島核災後記者會上講到政府將輻射計量的安全值定在20毫西弗／年，從人道觀點他都不能接受，而且哭了起來。現今連較寬鬆認定的國際標準是5毫西弗／年，但日本政府的返鄉「標準」，居然想設定在除汙到20毫西弗／年以下。

「政府開始宣傳20毫西弗年比抽煙還安全，我自己是老人家ok啦，但小孩怎辦？」離電廠約30-35公里的重災區，飯館村的伊騰延由先生說。

輻射除污後，再讓居民得以返鄉，政府只想要（返鄉）數字好看，甚至以停止縣外補貼作手段，完全不考慮每個人的生理心理和家庭狀況，福島居民認為：「政府根本在分化福島，分化家庭，好像是在懲罰我們」。

這次是災後第二次去福島，不只一次看到福島的鄉親講到「沒事了」與「根本還沒結束」的兩難。他們一方面對外界懷著質疑的眼光有些無奈，但更氣的是政府想用很多數字來美化災區（尤其是「可返鄉人數」）。

而且所謂的「未超標」，其實也意味著想排除「低階輻射」的風險與責任。

很多衍伸問題被忽略。像福島縣有機農業推廣協會監事，也是福島的有機農民小池光一先生說到他們的努力，「福島的除污的確讓污染下降，農作物的檢驗是嚴謹的，而且是尋找比較不會吸附土壤輻射品種種植。不過農產品達標，農地和灌溉水可能還超標，自己還是會擔心耕種時土壤中的輻射劑量，讓農民受曝風險增加」。有人還提到，「除污之後，監測環境背景合規，但不同風向又會瞬間超標」。

「民間論壇」裡很多與會者一再強調「複合式災難」：地震、海嘯、核災，也是官方防災會議忽視的重點。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因為輻射外洩的因素與資訊完全難以掌握，限制了立即啟動救災行動，讓很多可能只是受傷、無法移動或是失蹤的災民，因此喪失了被搶救的機會；而且在後續的疏散、安置和重建，都比其他的災區更為困難和複雜。

處於三合一複合災區的福島南相馬市市長櫻井勝延，在仙台舉行的「公民社會防災國際會議上」演講時，激動的提到：

對於沒有一個人死於核災這種說法，我感到非常非常憤怒。要是發生天災，大家會認命，會接受，會去面對，會去重建，一步一步懷有希望。但核災是天天都是痛苦，一家被迫分離，有可能根本回不去了。事情發生後，福島其實比其他地方更嚴重，但媒體反而不來。很多國際媒体後來很重視，但就是日本媒體不想來。東京爭取申辦奧運，竟然說請大家放心離福島很遠，實在很可惡令人傷心。我們要讓全世界知道日本發生了什麼事，很多人還住在臨時屋，核災還沒結束，它還持續著，且狀況越來越糟。

令人動容的是他最後說到：

我們自己遭受的這個犧牲但願有代價，就是希望沒有遺忘，記取教訓，才會避免悲劇重演。

一位「郡山市安全和安心的行動」（「3A郡山」）代表提及，政府都說未超標，標準是100貝克／每公斤，「但會不會都是90幾貝克？誰也不知」。而且一份民調顯示至今，福島居民對輻射狀況的憂慮，兩年前是達8成2，而至今仍超過7成仍會擔心。一研究顯示，福島人比非災區人更不接受福島農作，原因可能是「在災後，災區的人對政府諸多不當與欺騙作為的親身體會，所以更沒信心」。

另外是針對大量的海嘯與受輻射污染的廢棄物以及污土，「政府要在福島災區蓋超過20座焚化爐，所以輻射污染廢棄物處理的二次污染和擴散，也是問題」。關心此議題的和田央子女士，對政府便宜行事、媒體不重視以及公眾毫無所悉，心急如焚。

日本東京大學高橋哲哉教授的著作「犧牲的體系」，就以福島為例，提到「我們都活在一個個犧牲的體系之中，看似繁華進步的社會，卻是建立在犧牲邊緣社群的利益甚至是生命」。而這個以核依賴建構出的日本社會，即使所有核電廠至今全都暫時處於停止運轉狀態，但犧牲體系依舊運行。

除了前述的種種糾結外，另外像是關於把輻射污染土挖走的所謂「除污」工作，飯館村的佐籐健太說到，「除污根本不可能！家鄉75%都是山，除污土挖了4年還是沒挖完，挖起來也到處堆置，降雪時輻射量會降25%，但後來又會增加，雪融成水會到處流動」。不過除污這筆大生意，其中的剝削也是大問題，實際的狀況是「政府跟包商簽的契約裡是一個工人一天400美金，但層層轉包與剝削，實際工人真正拿到是100美元」。

可喜的是，災難之後，相對於這些「犧牲的體系」，地方嘗試去創建某種程度的「支持體系」。例如籌組串連全日本各地方市村町的「非核地方首長連線」，便是以持續關心災區孩童、地方能源轉型擺脫核依賴、重建新的產業與工作機會等作為努力方向。這些得到日本國內以及國際很多響應與協助，也得以放大「在地發聲」，與在地與全球對話。另外持續的消費者組織、家長團體、民間社群、法律協助團體，在被習慣「體制化、秩序化」的日本社會，拉出另一道不一樣觀點視野的聯合陣線。

這些雖然可能不是日本災區的全貌，但提供了一些值得我們思考反省的線索：就是對於所謂的災區重建或復興，不應讓一個政府設定的標準，來作為所有的仲裁，以100貝克，20毫西弗，或以科學之名，成為最簡單的管理與治理的尺規工具。

於是，當我們在爭議台灣對日本輻射災區商品進口到底是不是太嚴的時候，台灣政府也只想導引到「日本政府檢驗合格與否」，而從來沒看到包括民間力量倡議的「生產者、消費者共同檢測」，以及日本很多地方政府訂定比中央更嚴格標準的舉措等等。台灣對這些豐富的社會信任機制的重建過程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對可能的新風險的源頭，例如輻射廢棄物的焚化等也無從掌握和更新。重視、納入台灣和日本的非政府民間力量，也是政府必須學習的課題。

 

出國前，311前夕，台電公司辦了一個「福島你好」論壇，邀請日本教授分享、傳遞幾個訊息，包括「福島縣積極推動食品放射性物質檢查，檢驗標準比美國、台灣更嚴格」以及「福島居民目前已逐漸返回低輻射劑量區，不要再以災區災民看待福島」。另外，台灣甚至有些人說福島的米早就沒問題，如果不敢吃，就是歧視福島，散播謠言。

回國後，在核四廠廠內的「故事館」導覽中，開始聽到解說員說「福島差不多都沒事了，是日本福島來的教授親口說的」；從日本進口輻射災區五縣食品的爭議，要不要開放，政府說其實不是「風險」，只是「風險溝通」的問題。

我問福島的農民朋友，聽到一個相當智慧的回應：

當然，對日本國人的反應感到無奈，但如果外國人要求很嚴格，其實不是壞事啊！我們政府怕外國人，所以越多外國人的質疑，日本政府反而會比較緊張，給政府更多壓力要負責任去面對問題，和繼續對電力公司司法追究，才不會被粉飾太平，被淡化甚至被遺忘。所以你們的嚴格，這樣反而會幫助到我們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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